岁末年初华侨华人爱心善举温暖“第二故乡”******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 (记者 吴侃)岁末年初，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在当地开展不同形式的爱心捐助活动，这些善举承载了华侨华人对“第二故乡”的关爱和责任，也向当地民众传递了祝福和暖意。
日前，9辆大卡车载着近60吨的抗旱赈灾物资，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驶向受旱灾影响严重的马瓜尼郡(Makueni)，这批物资由肯尼亚华侨华人捐赠，包括玉米面、小麦面、豆类、食用油、食盐等，将帮助当地2500户家庭度过艰难时期。
受连续多个雨季降雨量不足影响，肯尼亚正在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大量牲畜和野生动物死亡。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高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11月初，我们与肯尼亚中华总商会联合14家在肯华侨华人社团，向旅肯同胞和在肯中资企业发起募捐，两周多时间共筹集到超过794万肯尼亚先令，这些善款全部用于购买灾区急需的食品物资。”
“记得那天马瓜尼郡的捐赠现场来了4000多名灾民，他们看到我们的到来非常激动，纷纷向我们竖起大拇指。”高玮说，英文中有一句谚语“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翻译成中文就是“患难见真情”，我们在肯尼亚创业和生活，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向当地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战胜饥荒，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义务，是回报也是感恩。
肯尼亚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麦克戈耶在捐赠现场向肯尼亚华人表示了感谢，他说：“华人移民自发筹备善款购买物资，他们的行为令人感动，也为所有移民群体树立了榜样。”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新年前夕，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的义工们为了爱心捐赠活动忙碌着，他们到布市13区区公所、布市中国城疫苗接种点，为工作人员送去爱心礼包；圣诞节前夜，华人义工来到布市大街小巷，将礼包发放给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们。
据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副会长陈铭介绍：“华人义工团队自成立以来就组织各种帮扶活动，我们也多次前往贫民窟、孤儿院、养老院等开展捐助。此次的爱心礼包由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诚信工作室等出资，华人义工协会采购分发，希望把这份来自华人的温暖祝福传递给当地民众。”
阿根廷华侨华人的捐赠活动也获得了布市13区区长佛罗伦萨斯·卡维诺的肯定，他表示：“疫情发生以来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和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多次捐赠食物和防疫物资给13区政府，华人移民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行动值得赞赏。”
在意大利罗马，罗马华助中心和意大利青田同乡总会的成员们日前来到意大利慈善机构“圣艾智德团体”，捐赠了鞋子、帽子、袜子等2万件衣物，帮助生活困难的人们温暖过冬。
“近年来罗马华助中心已多次向意大利慈善机构捐赠。”罗马华助中心主任徐孟圣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我们海外侨胞应当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提升华人良好的形象。
近日，坦桑尼亚中华福建同乡会的侨胞们来到当地的两家福利院，给孩子们带来了大米、面粉、饮料、水果、衣服、书包等食品和物资，这是同乡会今年第三次拜访孤儿院，孩子们看到他们就像见到老朋友，露出灿烂的笑容。
坦桑尼亚中华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勇说：“此次活动得到了同乡会成员的鼎力支持，坦桑尼亚中华福建同乡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与其他在坦的华人社团一道积极回馈当地社会，展示了在坦华人热心公益的形象和回馈社会的热情，希望这些物资能为孤儿院的儿童带来一些温暖。”(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